编者按：教育对外开放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作出部署，涉及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方面。本期推出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专题，围绕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教育国际影响力提升、特色研究型大学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撰文研讨，以期为加快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提供参考。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选择

卓泽林 伍绍杨

◎摘要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是实现教育强国目标的关键路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具有“国家—区域—城市”三级嵌套结构，呈现人才高地、知识创新、全球辐射和治理动能等核心特征。中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需要破解近代以来中心地位丧失形成的历史惯性、经济基础与人才战略错配、教育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全球教育治理话语权缺失等难题，构建多层次教育中心网络、筑牢健康学术生态与产业支撑体系、打造教育品牌与国际合作网络、实现从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跨越，最终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关键词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教育强国；教育国际化；全球教育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到2027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这一战略部署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标志着中国教育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重新确立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地位，既是对历史荣光的回望与传承，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因此，深入研究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征、建设中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将梳理世界教育中心的定义和演变规律，系统分析中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面临的难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路径。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模式

1.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内涵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学界对此概念存在多重理解。第一种理解将世界教育中心视为民族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概念。这一取向起源于对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分析。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首次提出“科学中心”的概念，随后日本学者汤浅光朝通过定量分析方法，阐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规律。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姜国钧、迟景明等将这一分析框架扩展至教育领域，提出了世界教育中心转移的经典论述。姜国钧通过对1400—1940年间西方各国教育家数量的统计，勾勒出世界教育中心依次经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转移轨迹，平均周期约为130年，并断言教育在国家兴衰中的先导作用：“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成为科技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教育中心的地位而后才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2]这种视角下的教育中心与“教育强国”“高等教育中心”等概念高度重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教育体系中的整体领导地位。国内学者在构建教育中心评价指标体系时，多采用这一框架。例如，涂端午等人将其分解为人才培养、知识创造、全球教育治理三个维度；[3]刘宝存、庞若洋则从教育发展能力、教育贡献能力、教育辐射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测度。[4]

第二种理解源于简·奈特关于“国际教育枢纽”（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s）的开创性研究，教育枢纽被定义为具有明确经济目的的跨国教育项目集合体，主要通过招收外国留学生、设立海外分校等方式实现教育服务的国际化输出。她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枢纽类型：学生中心型主要吸引国际学生获取学位或技能；人才中心型侧重于培养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以促进经济发展；知识创新中心型则致力于推动研发活动和知识生产。[5]这一分类为理解新兴教育目的地国的发展策略提供了分析工具，特别是解释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在教育国际化方面的实践探索。这种理解揭示了当代教育中心建设的产业化特征和经济动机，以及新兴经济体通过全球教育服务贸易实现经济发展的尝试。

第三种理解从创新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将教育中心理解为高端生产要素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高度集聚现象。这种集聚效应的核心在于知识、人才、资本等稀缺资源的空间集中，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作用机制，形成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教育产业集群。在这一视角下，教育中心通常以城市或都市圈为基本单元，强调地理邻近性对于知识溢出、人才流动和创新协作的促进作用。教育机构的空间集中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共享，还能够形成独特的创新文化和学术氛围，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的聚集。高书国在2017年就提出建设以城市为主导的国家教育中心体系的设想。[6]

基于以上梳理，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区域—城市”三级嵌套的复合结构。国家层面的教育中心体现为整体教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表现；区域层面的教育中心体现为跨行政区域的教育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城市层面的教育中心则体现为特定空间范围内的教育要素集聚和创新活跃度。三个层级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必须在其境内培育出若干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教育中心；而区域教育中心的形成，又离不开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世界主要教育中心正是呈现出这样的三级嵌套结构：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拥有东北部（纽约—费城—波士顿）、加州（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两大区域集群；英国依托伦敦—牛津—剑桥“金三角”维持其世界教育中心地位；欧洲大陆在莱茵河上游形成了跨国界的巴黎—苏黎世—海德堡走廊。在亚洲，日本的东京—筑波是传统的区域教育中心，新加坡—马来西亚依斯干达教育城正在崛起。这些集群都体现了三级嵌套的结构特征：在国家层面具有强大的教育实力，在区域层面形成了密集的教育网络，在城市层面聚集了世界顶尖的教育资源。

2.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特征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首要特征是其作为全球人才高地的强大集聚功能。[7]这不仅体现在数量规模上，更体现在质量层次和多样化程度上。以美国东北部为例，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顶尖学府汇聚了来自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学者，其中国际学生比例普遍超过20%，博士生中国际学生比例高达40%以上。教育中心的毕业生往往成为各国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的领袖人物，形成庞大的全球精英网络。人才集聚的深层机制在于教育中心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研究资源和职业发展机会。这种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马太效应：优秀人才的聚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形成良性循环；人才的国际化程度越高，教育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就越大。

人才高地功能必然催生教育中心的第二个特征，即作为知识创新引擎的强大驱动作用。教育中心不仅是知识传播的枢纽，更是原始创新和范式革命的策源地。这种创新能力体现在多个层面：在基础研究层面，教育中心往往产出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发现，如剑桥大学诞生了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DNA双螺旋结构等划时代理论；在应用研究层面，教育中心与周边产业形成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发展就是典型例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教育中心往往引领思想潮流和学术范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都深刻影响了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知识创新的核心在于跨学科交叉融合和批判性思维传统。世界顶尖教育中心普遍建立了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给予研究者充分的自主权和足够的试错空间。这种文化土壤培育了无数突破性创新，也使得教育中心始终站在知识前沿。

第三个特征是强大的全球辐射影响力。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不仅在本国或本地区发挥引领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教育理念、标准、模式和文化能够向全球扩散，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模仿的对象。在教育理念层面，美国的博雅教育、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英国的精英教育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参照。在制度创新层面，现代大学制度、学科分类体系、学位授予制度等大多起源于英国，并通过殖民扩张、文化交流、人员流动等渠道向全球扩散。更重要的是，教育中心往往成为某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吸引全球中产阶级的向往和模仿。

最后，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具备参与乃至主导全球教育治理的动能。这种治理动能体现为在国际教育规则制定、标准认证、议程设置等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历史上，每个时代的教育中心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什么是“好的教育”，建立相应的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当今世界，美国和欧洲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控制着主要的国际教育组织，制定着重要的教育标准，主办着权威的学术期刊，设置着全球教育议程。通过主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教育项目，主办重要的国际教育会议和论坛，发布具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报告，教育中心能够将自身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推广为全球共识，进而影响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3.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形成模式

通过对全球主要教育中心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识别出三种典型的形成模式：重叠模式体现为教育中心作为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权力的自然延伸而产生，核心逻辑是权力孕育知识、知识服务权力。分离模式表现为教育中心的形成早于或独立于现代政治经济中心，具有自发性和学术自治性特征。第三种是现代规划模式，通过国家力量进行战略性规划，集中资源打造新的教育增长极，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教育中心的重要路径。这三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最成功的教育中心往往是自然演进与有意规划相结合的产物。

以欧洲巴黎—苏黎世—海德堡这一教育中心为例，其形成既有不同国家自然演化的贡献，也是现代制度创新的结果。巴黎作为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典型地体现了重叠模式的特征。法国作为欧洲最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切资源、权力和精英都向首都巴黎集中。法国独特的大学校制度是这种重叠模式的集中体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等精英学院直接围绕国家行政中心建立，其根本目的就是为共和国培养顶尖的治理人才。海德堡大学的发展轨迹则更多体现了分离模式的特征。海德堡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建立与当时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文化野心有关，而非统一的国家层面规划，与柏林的政治权力并无直接关系。二战后，巴登—符腾堡州作为法占区，使其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形成了天然的文化联系，为后来的跨境教育合作打下基础。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崛起，则既得益于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体现了现代规划模式的重要作用。瑞士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投入，特别是对理工科教育的重视，使得瑞士在相对较小的国土面积上培育出了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

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博洛尼亚进程为建立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提供了制度框架，伊拉斯谟计划促进了大规模的学生和教师流动。欧洲校园联盟（EUCOR）是德法瑞在这一区域教育合力的集中体现，创造了“无边界大学”的合作模式，且在2015年升格为欧洲地域合作集团（EGTC），是首个完全由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的跨境法律实体，年预算超过23亿欧元。这些制度创新使得原本分散的教育机构形成了功能互补、优势叠加的有机整体。这一区域的教育中心地位还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支撑和创新生态。法国在航空航天、核能、奢侈品等领域的优势，德国在精密制造、汽车工业、化工医药等方面的专长，瑞士在金融服务、生物技术、精密仪器等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教育机构提供了丰富的产学研合作机会。在全球化时代，教育中心的形成可以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制度创新和区域合作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

中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需破解的难题

1.历史性难题：从中心到边缘的角色转换

中国面临的最深层的难题源于近代以来全球知识体系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古代中国，特别是唐宋时期，曾是东亚毋庸置疑的教育文化中心。然而，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和中国的近代衰落，导致这一体系的根本性崩塌。过去150年间，全球知识体系的中心转移到了欧美，英语取代汉语成为学术通用语，西方大学模式、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成为全球基准。

当今几乎所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国际标准认证、权威期刊发表、理论范式建构，都深深烙印着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SCI导向、国际大学排名体系、专业认证标准等，无不体现着这种“中心—边缘”的全球知识格局。中国学者必须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英文才能获得国际认可，中国大学必须按照西方标准才能进入国际排名，这种结构性劣势使得中国在全球教育竞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历史惯性造成了文化话语权的式微。虽然中国正在推动中文国际化和孔子学院建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撼动英语在学术领域的统治地位。中国尚未完全形成一套具有全球感召力的、与现代世界接轨的教育理念和文化叙事。如何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天下大同”等传统教育智慧转化为现代化的、普世的教育理念，是突破话语权困境的关键所在。

2.结构性难题：经济基础与人才战略的错配

中国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最核心矛盾是经济结构与人才需求之间的错配。理想的教育中心需要为全球顶尖人才提供价值实现的舞台，其核心在于高端产业结构和健康的学术环境。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虽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主要处于中端位置，“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岗位相对不足，无法提供足够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高端职位。

这种产业结构的局限直接影响了人才吸引力。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相比，中国缺乏清晰的“留学—工作—移民”通道和职业发展前景。许多国际学生的留学决策背后包含着对职业发展甚至长期居留的规划，而中国在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工作签证便利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更为严重的是，产业结构的缺陷导致了学术界的内部失衡。本土博士过度依赖高校就业，加之非升即走制度的异化实施，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内卷现象，青年学者难以从事需要长期积累的原始创新研究。这种恶性循环不仅耗散本土人才的创造力，更向全球发出负面信号。对于顶尖人才而言，他们追求的不仅是薪酬待遇，更是学术自主权、公平竞争环境、职业安全感以及应有的尊严与尊重。当前的学术环境距离这些要求还存在相当差距，这制约了中国作为重要教育中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3.机制性难题：教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足

中国教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足，主要体现在教育供给与国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脱节。中国虽在国际测评中屡创佳绩，但在课程与教学层面却仍难以摆脱应试化、灌输式的刻板印象。国内顶尖大学虽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然而与强调自由博雅的美式教育，或强调理性求知的欧式教育相比，尚未形成一种具有全球辨识度和吸引力的、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中国缺乏类似A-Level、IB、AP等全球公认的预科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已成为进入世界名校的“通用货币”，而中国教育标准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仍然有限。这种标准化课程的缺失，不仅抬高了国际学生的入学门槛，也制约了中国教育的全球推广。

生源结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的留学生教育长期以规模导向为主，生源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且多集中于汉语学习和非核心学科，与欧美顶尖大学吸引全球最优秀学生攻读前沿学科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教育中心应该是人才净流入地，能够吸引发达国家的优秀学生前来求学，特别是在STEM领域。此外，在服务与管理层面，国际化校园建设、学生服务支持体系相比传统教育强国仍有差距。从签证便利化、住宿安排到心理咨询、就业指导，国际学生的整体体验感有待提升。

4.治理性难题：全球教育治理的话语权缺失

世界教育中心的最高形态是成为规则制定者。然而，中国在这方面仍面临系统性挑战。在标准制定层面，中国在国际工程教育认证、商学院认证、医学教育认证等关键领域，主要扮演“对接方”和“遵守方”的角色，努力使本国标准与国际接轨，而非输出自身独有的认证体系。西方机构凭借先发优势和制度惯性，牢牢掌握着认证的定义权和话语权。即使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职业技术教育、在线教育等领域，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体系。

虽然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如成功设立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但在大多数重要的全球性教育组织、学术联盟、顶级期刊编委会中，中国学者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更多的是融入既定框架，而非创设新的制度安排。中国缺乏在国际教育议程设置中的主导能力。权威性研究报告的发布、全球性教育会议的主办、重要教育议题的提出等，仍主要由欧美机构主导。

人才储备不足是制约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瓶颈。既懂专业又精通国际规则、熟悉多元文化的复合型全球治理人才严重短缺。虽然一些高校设立了国际组织学院，国家也推出了相关资助项目，但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待加强，人才选拔、推送、任职支持等长效机制尚不完善。

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战略路径

1.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构建多层次教育中心网络

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首先需要突破部门分割和区域壁垒，在国家层面形成教育、科技、产业、外交等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关键在于构建“国家—区域—城市”三级嵌套的教育中心网络，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工，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在区域层面，重点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教育中心集群。京津冀地区要统筹推进北京—天津—雄安教育协同发展，发挥北京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和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打造全球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地区要整合上海的国际化优势、江苏的教育资源集聚和浙江的民营经济活力，形成产教融合、开放创新的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要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推进深度教育合作，建设国际一流的教育和人才高地。

在城市层面，支持成都、西安、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区域教育中心，形成东中西协调发展的布局。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跨区域合作机制、评估监督机制等配套机制，确保各层次教育中心在统一规划下有序发展，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放大中国教育的整体影响力。

2.筑牢根基：构建健康的学术生态与产业支撑体系

教育中心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其能否为全球顶尖人才提供价值实现的舞台。破解结构性困境需要同时解决学术环境和产业基础两大根本问题。

在学术环境改革方面，要深化科研评价制度改革，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实施长周期评价机制，给予青年学者稳定支持期，避免短期考核压力扼杀原创性研究。允许部分顶尖高校在人才评价、资源配置、国际合作等方面享有更大自主权。要营造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推进减负行动，大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事务、重复申报和形式主义检查，让学者能够专心致志从事研究工作。

在产业支撑方面，打造“以才兴业、以业聚才”的强循环。实施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集聚计划，围绕关键领域成建制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家团队。打造“教育—科技—产业”融合的创新增长极，鼓励领军企业在高校周边设立研发中心，将真实技术挑战带入校园，为高层次人才创造产业界的价值实现通道。开辟与国际接轨的“求学—就业—永居”通道，大幅简化优秀外籍人才的永久居留申请流程，提供清晰、透明的长期居留预期。只有当中国能够为全球人才提供不亚于欧美的职业发展前景和生活保障时，才能在人才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3.内外并举：构建教育品牌与国际合作网络

在根基逐步夯实的基础上，同步推进内功强化和网络拓展，形成“内外并举、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内功强化的核心是打造独具特色的中国教育品牌；网络拓展的关键是主动走出去，建立广泛的国际教育合作关系。

在强化内功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在数字经济、短视频直播、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开发产教融合导向的国际课程体系，提供世界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教育体验。不再简单模仿西方通识教育，而是整合中国在前沿产业的领先实践，开发独具特色的学位项目，建立沉浸式产业实习平台，让“留学中国”意味着能学到在全球前沿产业中立即应用的真本领。要开发与推广中国版的国际课程体系，整合中文、中华文化、STEM等优势资源，开发类似IB的国际通用课程与认证体系，积极推动其被海外知名高中和预科项目所采纳，成为进入中国大学的官方通道，降低国际学生的申请门槛。

在网络拓展方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RCEP等多边合作平台作用，推动中国教育标准向沿线国家输出。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如中外合作大学、海外校区、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形成多层次教育合作网络。关键在于内外联动：国内产业优势为国际合作提供内容支撑，国际网络为国内教育品牌提供推广渠道，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4.争夺话语权：从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从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的最高目标，也是破解历史性困境的根本途径。

要战略性布局国际组织任职，建立系统性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选拔、推送机制，争取更多中国学者担任国际教育组织的高级职务。更重要的是主导创设新的国际机构与标准，利用在在线教育、人工智能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新兴领域的先发优势，推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际认证标准和行业规范。

关键是要提炼和传播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理念，将传统智慧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相结合，形成新型教育范式。通过国际平台主动设置议题，发布权威报告，逐步建立中国在全球教育话语中的引领地位。构建中文学术话语体系，在优势领域打造顶级学术期刊，掌控关键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节点。当中文成为某些前沿领域不可忽视的学术语言时，英语一家独大的格局就将被打破，中国的教育话语权也将真正确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求是，2025（11）.

[2]姜国钧.论教育中心转移与科技中心转移的关系[J].外国教育研究，1999（4）.

[3]涂端午，彭千容，焦艺鸿.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内涵、指标与路径[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4（4）.

[4]刘宝存，庞若洋.世界重要教育中心建设的核心内涵、关键指标与基本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24（11）.

[5]KNIGHT J.Education hubs: International，regional and

local dimensions of scale and scope[M].Space，Place and

Scal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2017.

[6]高书国.2030中国将回归世界教育中心地位[J].中国教育学刊，2017（4）.

[7]黄秦辉.世界教育中心建设与比较教育研究新使命——《比较教育研究》创刊60周年暨教育变革与人类发展国际研讨会2025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2025（6）.

[本文为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全球循证教育治理的比较研究”（编号CDA2502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原载2025年第19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责任编辑：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