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材事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教材研究也日趋活跃，在教材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凸显了教材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教材事业发展的方向。当前，教材建设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迫切需要科学合理的学理性阐释和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支撑。为此，教材研究工作应高度关注和回答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教材建设的中国化问题
教材建设的中国化事关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解决好教材建设的中国化问题，就是要在强调学习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在教材中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近年来，无论是在教材政策领域还是在研究领域，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一重大问题。当前推进教材建设的中国化问题研究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根本指针，这一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大地、中国实践中产生的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前如何结合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规律，全面系统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教材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教材研究领域的重大学术问题。这种融入不能生搬硬套，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要做到有机融入，贴近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让进入教材的内容易认知、可理解，能够入脑入心，就必须从规律上深入探索、学理上系统阐释。
二是教材要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发展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由此形成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实践以及中国理论丰富多彩。当然，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就、经验、理论还没有被充分、系统地反映在大中小学教材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支撑不够，没有从学理上讲清楚针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材进什么、进多少、如何进等关键问题。因此，加快推进这方面研究工作，是今后教材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任务。
三是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所在，是我们民族基因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把这些中华优秀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系统、全面地融入教材，教育学生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基本原则和主题内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如何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以及学生的学习特点，有针对性地选取合适的学习内容，准确把握内容的难度、深度以及科学的呈现方式等，仍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提供指导。
四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当前，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在教材中充分提炼、吸收、反映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面理论成果，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注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创新，要通过教材建设的中国化，切实纠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照搬西方概念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的现象，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而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理论研究作支撑，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实现由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向教材体系的转化。
二关于教材建设的科学化问题
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是当前教材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核心任务。教材是育人的核心载体，教材的质量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而教材的质量根本上取决于它的科学化水平。教材建设科学化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如何使教材更加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学生学习规律以及身心发展规律，使教材更有利于学习，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整体发展。在推进教材建设科学化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下面几个突出问题。
（一）关于教材的容量、难度、梯度等问题
在课程标准研制和教材编写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知识应当进入教材，学生应该掌握多少知识，难度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恰当的，不同学段的内容如何有效衔接，等等。客观地讲，这既是我们长期以来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世界性难题。关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究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这个问题100年多前英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斯宾塞就提出过，但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20世纪以来，西方不少国家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在不同历史阶段或强调回到基础，强化知识教育，或陷入困境后又强调减轻学业负担，精简知识内容，形成了西方课程改革史上著名的“钟摆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改革立场的偏颇，主要还是缺少科学理论的支撑。在当前知识极速增长和国家大力推行“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好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学习时间、教材容量的有限性这一基本矛盾，为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生活打下坚实知识基础，是教材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关于教材的呈现方式问题
教材以什么方式呈现，是迄今为止没有解决到位的问题。教材的呈现方式主要涉及教材内容如何有效表述，以何种手段、工具、方法具体表达和呈现。其关键是如何使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教材呈现方式既充分体现学段、学科和类型特点，同时又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发展。长期以来，这方面缺少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缺少系统的学理支撑。尤其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教材呈现方式正面临全方位挑战，必将实现革命性变革。因此，加快研究解决好教材呈现方式问题正日益成为一项重大且紧迫的任务。
（三）关于科学体系向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转化的问题
科学体系是基于理论生长逻辑构建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是基于教与学逻辑构建的知识体系。这两大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体系涵盖的知识内容广泛而全面，更新速度快。学科体系是根据学生学习和成长需要，经系统的加工、提炼、简化，从科学体系中演化而来的，它具有经典性、基础性、稳定性。教材体系是在学科体系框架下针对特定学习阶段、学习群体的学习需求，对学科知识进行再设计、再组织、再加工而形成的学习资源体系。所以，一本教材到学生手里，要经过几次大的转化。长期以来，我们对科学体系向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转化这一重大基础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对于科学转化的目标、要求、机制、方法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缺少必要的研究。这也是我们部分教材质量不高，原创性不强的内在原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四）关于教材的质量评价问题
开展教材质量评价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什么是高质量教材。我们现在要建设高质量教材，那么，高质量教材的标准是什么？评价要求和方法是什么？这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没有跟上去，学理上也没有讲透彻、讲清楚。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我们对教材建设整体质量的认识和把握。所以，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关于教材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这项工作事关教材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三关于教材建设的规范化问题
教材建设规范化的重点是要解决教材建设有序、有效、合规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教材建设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转变的过程，过去教材管理存在局限性，现在教材建设各环节均已纳入教材管理范围，建立必要的管理规范成为当务之急。要落实好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这一要求，就必须从各个方面充分研究教材管理的边界在哪里，教材管理的内容、方法、手段、工具是什么，教材管理相关的制度、政策制定的基本依据是什么，等等。
教材建设涉及多元主体、多个环节，所以教材建设全流程各环节的基本工作规范也需要我们系统研究，不断总结。概括起来，教材建设大的方面涉及编写、审核、出版、研究、管理、应用多个环节。每个环节主体不同，要求不同，基本的工作规范是什么，工作机制是什么，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和完善起来。当前教材建设工作推进很快，管理要求越来越精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教材建设的实践迫切需要加大研究力量来回应实践需求，并解决相关问题。
另外，要关注教材相关政策的落地转化工作。近年来，教材建设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等基本管理政策已付诸实施。但是很多政策在落地转化过程中面临困难，成效大打折扣。这种情况需要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深入调查、发现、分析政策转化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同时，政策落实的有效工作机制是什么，落实的必要条件保障有哪些，如何监测评价落实的成效等问题，均可转化成研究工作和研究任务。
四关于教材建设的数字化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字时代，深入研究数字化对教材建设带来的多方面挑战，探索面向未来的应对策略，这必然又是教材研究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当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高速发展，迅速迭代，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数字技术，它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学习、工作等方方面面。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同样在深刻影响着教育教学的形态，改变着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在这个方面，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政策。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特别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2021年11月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在2025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给我们提出了重大的战略目标，同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挑战，如何落实到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如何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提前谋划、提前布局、提前深入研究。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教育数字化转型必然要求教材建设要跟上去，因此教材建设的数字化或者数字教材的建设管理问题已经突出而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很多基础性的问题还有待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比如，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数字教材。数字教材作为一种新样态教材，一定程度上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实践中人们也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应用。但是，究竟数字教材的边界在哪里，数字教材的基本特征、选择标准、建设规范、管理机制、使用要求等是什么，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学理上进行研究和回答。否则，如果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相关政策的制定是不可靠的。
五关于教材建设的体系化问题
一是各级各类教材建设的体系化，也就是教材本体的体系化。各级各类教材都有一个体系化建设问题，中小学教材不同学科、职业院校和高校不同专业教材建设都要是成体系的，不能是割裂的、零散的。当前教材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高等教育教材、职业教育教材、基础教育教材怎样形成体系，在价值导向、培养目标、内容建构上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一致，是体系化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从育人层面上，在教材建设本体上要深入研究并解决好的问题。
二是教材理论的体系化，就是要建设具有相对独立学科领域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学。近年来，随着教材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教材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研究前面，理论建设相对滞后。许多重大的教材基础性问题需要作出系统的理论解释，一些普遍的、共性的问题需要进行规律性的探索和总结。可以说，时代在呼唤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学的产生，丰富生动的教材实践正在催生新的系统教材理论的形成。教材理论工作者应积极回应时代的迫切需要，立足基础理论、关键问题、实践成果、国际经验，系统研究并有效回答教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如何管、如何有效使用及保障等重大基础性问题，以此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原理、体系，尽快形成自己的教材学。这是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教材建设政策实践的迫切需求。
（作者田慧生系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雒义凡系课程教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4年第3期第4-7页，参考文献略。
